精致享受有限自由中的无限自由

　　谁是“够资格”的诠释者?这是叶维廉《中国诗学》里的一个小标题。著名海外学者叶维廉的诗学所以成为当代诗学名著，不仅因为作者打通了古今，更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新诗作家。

　　叶维廉先生的这个追问，仿词瑞恰慈“够资格的读者”之名言。瑞恰慈，这个英国著名诗学家认为，诗不是轻易能够读懂的，而有“理想的读者”之说。中国古贤朱熹也曾经说王维的诗难读，朱熹说：“摩诘辋川诗，余深爱之。每一语人，辄无解余意者。”(《朱子语录》)他说他经常拿王维的诗给人看，“举以语人，领解者少。”

　　诗要读懂已很难，做个“够资格”的读者也很难，而批评性质的诠释就难上加难了。因此，叶维廉先生才有这样的“谁是‘够资格’的诠释者”的追问。非常感谢诗人龚学明的信任，新诗出版之前让我先读为快，也许我努力一下还是勉强能够做个“理想的读者”的。然其执意要我作序，这就让我惶惶也，我能够做个“够资格”的诠释者吗?

　　我年少时也曾学步新诗，中年时写过一些新诗评论，还是两届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这些都是老黄历了。二十年前，我转型做唐诗研究，专攻王维诗歌，也只是偶尔写点关于新诗的随感，毕竟与新诗渐行渐远也。然实在是盛情难却，而只好努力做个“够资格”的诠释者了。

一、

　　我已读过龚学明的几部诗书了，《白的鸟 紫的花》《冰痕》《爸爸谣》鱼贯而来，不久前又读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间万物皆亲人》。当我看到《闪电》，而有被电击般的一震，如电之闪，如光之速，电光石火一样的短促与璀璨。诗人非常形象生动地将他的八行诗集巧妙地比喻为“闪电”。

　　法国著名诗人瓦雷里说：“诗的灵感与其属于诗人，不如说属于读者的。”瓦雷里不是说诗人没有灵感，也不是不看重灵感，而是他认为，真正诗人的灵感，也是属于读者的，能够点燃读者的灵感，让读者被美丽地感动而生成灵感，以至于进入美丽而微妙的诗的境界。翻阅龚学明的八行诗集《闪电》，我惬意地迎接他灵感的光临，观赏他灵感的爆发，体验到了一种被灵感划亮与震击的享受。

　　诗人的创作灵感，都具有短暂性、突变性和不可重复的特点。而这种灵感则由激情点燃。一时记不起来是国外哪个诗人说过，激情只能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为时极短促的情绪状态。这是从心理生理学上来证明，诗应该是短的，或者说好诗适合写得短点。王维的诗越写越短，越老越短，短到无法再短，五绝20字，成为诗的精致无伦的极品。叶维廉《中国诗学》里认为：“(王维)诗的核心意识仍然是山水本身的呈现。由于山水从万象中的兴现足以表现天理，所以由三四世纪的谢灵运、谢朓、鲍照至沈约、王融到唐人的诗，其最后的说明性部分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而被剔除。既已认可山水自身具足，便无需多费辩词。”诗不是说明性的，诗是表现性的。诗人在知道了何谓真诗好诗，也就自觉地取精用弘、淬火锻炼而走向精粹了。唐诗的真正成熟，是因为唐人才真正懂得了中节控制。原来诗是古风，没有节制的随意。齐梁时代的沈约，似乎是最早开始约法三章的，他提出“三易”(“易用事”“易识字”“易诵读”)说，诗行也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一般控制是十行左右，这就是“永明体”，中国诗歌格律的最初出现。然而，中国新诗一开始就没有节制，不守法度，胡适提出了“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口语诗观。当时梁宗岱就抨击说：你这“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五四初期白话诗的共同点，诚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里批评的，新诗“名为诗实是散文的居多”，而且“欧化一路的人越来越多。”新诗是模仿西方诗的形式表现而起步的，而作为舶来品的西方诗，却也是有格律的。著名翻译家周煦良《谈谈翻译诗的几个问题》文中说：“我觉得译诗时不要把原诗的格律看作是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似的。我一直主张诗要有格律，有格律才便于吟诵，便于记忆，但不一定非是某一种格律不可，不一定原诗是四音步句就不能译成三音组句，或者扩充为五音组句。”这分明是在告诉我们，译诗在处理好格律问题上也是不简单的。那些传统学养深厚的学者型诗人如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与林庚等，汲取了西方诗的诸多格律要素，而创立了“新格律诗派”，创立了以抒情短诗为主的“湖畔诗派”。闻一多先生更是创作与理论同做，发表了比较有影响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此后，新诗格律，也代有人出。

　　然而，新诗草创已经百年，新诗的格律问题依然还是个问题。新诗，除了分行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形式都没有，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失去了诗体规范的自由新诗，只剩下了放任自流而长期失范的“自由”，造成了新诗脱离大众、缺失读者而失去生存空间的恶劣后果。自由诗，并不是诗的自由化。诗应该像个诗，不管是自由诗还是非自由诗，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形式感，应该是在遵循诗所以为诗的基本规则前提下的自由。我们以为，龚学明八行诗写作，其主观意图至少是想让诗更像是个诗，是新诗格律建设的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诗人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随意写作后的创作自觉，一种创作的审美自觉，自觉走向顺应诗歌内在创作规律的自在境界。而形式的自觉，是诗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使诗人走向更加成熟的过程与必然。龚学明在《闪电》后记里说：“在中国的古体诗中，七律都是八行，古人为什么要选择八行，一定有其考虑，具体会有专家来阐释。至于新诗，时代不同，社会的复杂性折射到诗歌内容反映的多样性，八行能否承接和容纳，我也是考虑过的。在实际的探索看，八行是可行的。现代新诗似乎并不需要起承转合，在写作中可以放开练字练句。因为只有八行，必须字斟句酌，字字珠玑，每句都有用，而不能浪费，更不能有废话。从这个意义上，八行诗又有对诗歌冗长、空洞、拖沓、注水的修整作用。诗歌写作中要遵循的美学原则，一个都不能缺，虚实结合，含蓄空灵，象征隐喻等等。”龚学明新诗的形式自觉，使他的诗歌一般不超过20行，短些尽量再短些，能短绝对不长。近两年来，他不仅自己写八行诗，而且充分利用他的影响与关系，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群人写，刻意地写，八行成瘾。这本八行诗集《闪电》，汇集了他这些年来创作的八行诗，约 300余首，共分四卷，卷一：在水边的人;卷二：连续的悲欢;卷三：夜空中的灯;卷四：隔岸的花。诗集中的八行诗，极其自由地组合成各种八行的形态：“二二二二”/“二六”/“六二”/“二四二”/“二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二二”/“四四”/“五三”/“三五”等等，或对仗、或并立、或平行、或交互、或交叉、或交缠、或参差、或叠加、或错综、或跳跃、或回旋等等，可谓是有形之无形，无规律之规律性，形成了自由的、变化的、开放型的现代诗歌的交响节奏。譬如他的《薰香》是八行诗的“三二三”式：

　　像从你的心中流出
　　一缕缕?我根本看不见(我愿意想象)
　　但你的微笑已经暴露行踪

　　大暑之日，太阳在大笑
　　我的香的手势是柔和的(不为所动)

　　我的心中有雪的濡湿
　　轻盈的青草味上的肯定
　　松弛的摊开

　　《曝光》则是“五三”式：

　　时间的柔软绑架了空间的生硬
　　——我从待了一整天的家
　　来到黄昏的户外——一匹马的
　　眼神里惊现熟悉的陌生，蓝天发烫
　　渐黑的甬道局促，但它找到了风

　　此时，时间悄悄将我的房间变成暗室
　　我习惯性摁亮了光线
　　过度的曝光将星星的底色推到窗外

　　这些貌似完全自然的节奏，貌似完全随意的组合，其实是诗人根据情感的起落、诗意的收放以及韵律的节奏等而形成的有意味形式。《熏香》是“蜂腰”形，形成三节，即三个单位;《曝光》类似“虎头燕尾”形，前段偏大而后段轻盈，两个基本单位。诗的八行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诗的内容，也是有意味的建构，是诗人主体生命的美学呈象，行节排列合乎诗人的生命节律，与诗人的情感思想相表里。他的八行诗的中，比较多的是“四四”式，这种组合变化，一般是前段铺叙，后段截然断开，使情感流在一气流注的情况下突然截住，猛然收勒，而凸显其内在的情感潮汐，而建构出具有结构逻辑的审美时空。

　　诗歌八行建制的外在的句法、章法的节奏，极其自由而却极其丰富，形成无数个自由多样的组合格局，形成了多元的节奏形式，形成了不拘常形而无穷变化的外在美感，充分显示了这种组合和结构在新诗格律上的运用之妙。诗歌通过千变万化的时空切割与意象重组，超越了具体景象的物理现实，而强化了被节制的情感流动的韵律与张力，不仅生成了建构留白的视觉美，也更有效地凝练了诗意，提升了诗歌的内在表现力。契诃夫说：“简洁是天才的姐妹”(1889年4月21日信)。短篇小说之王的契诃夫认为，在上帝与智慧面前，我们不需要多说，越是多说越是渺小。小说尚且崇尚简洁，何况最最凝练语言的诗呢?诗歌应该是最美最深刻最有意味，也应该是最省净最凝练的语言。

　　我一向以为，诗是一种节制性极强的语言，或者说，诗就是一种节制性的表达，诗是一种节制性的艺术。诗人原本就是个能够在极其苛刻的语言束缚中挑战语言极限的人，而不是那种因为缺乏原创性精神才华而随意涂鸦、轻薄为诗的低能儿。我非常敬佩龚学明在新诗形式上的探索，他的八行诗书写，不是想让诗歌戴上“镣铐”，也不是想戴着“镣铐”跳舞，而是想要在一定的体式束缚中寻得自由，精致地享受和使用自由诗的真正自由，而他也在这种八行诗的自由形式的有限自由中游刃有余地获得了无限自由。龚学明的《诗人和疯子》诗是探讨诗的诗，他的诗这样说：

　　我在亭子里专注写诗，
　　他在旁边出神看风景。
　　我们都这样喜欢自然，
　　焦躁的心在这儿才广阔。

　　都喜欢胡思乱想，
　　他把衣服弄脏，我把灵魂碾碎。
　　垂钓者的天敌是风，
　　我们的天敌是逻辑。

　　龚学明说：“我们的天敌是逻辑”。这与古人论诗注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同理，这让我自然想起郑敏先生的精辟之论：“我希望诗要避免冗长的叙事和如实的描写，尽量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诗的艺术在于以 ‘实’暗示‘虚’，以‘虚’打开想象中玄远的空间，使读者读后仍在不停地体会诗中深藏的寓意。”(《新诗面对的问题》)脱实向虚，以“虚”为美，应该是郑先生为所中国新诗所指出的一条出路吧。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实践一开始就选择了西方写实主义的传统，导致了与中国古代诗歌以“虚”为美传统的背离。诗的“天敌”是逻辑，也是邋遢，是拖沓，是笃实，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龚学明刻意八行诗的创作实践，可能有多种想法与追求，最重要的是他想要使诗“避免冗长的叙事和如实的描写”而至于“尽量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这一点我敢肯定。这种八行格律，龚学明长期坚持而写出更精致的诗来，也影响更多的诗人投入，定格为新诗格律的一种较好形式，这一点我也敢预言。
 

二、

　　诗歌是一种精神的呼吸，是一种艺术生命分娩的躁动。闪电而来的灵感，与诗人生命精神和思维灵感有着直接的联系，超出了狭隘体式的拘囿而与直接契合为诗的情韵意象。因为八行诗短小快捷，诗人灵感如闪电一样爆发，瞬间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的喷薄，诗句的闪现如脱缰的野马，而诗人所最关注的是情感的裂变、灵魂的颤栗、乃至于人性闪电一样撕裂的大喜大悲，而使这种海浪般激荡的情感意蕴凝固成诗美方程式。小说作家阿来在《机村史诗》的读书会上说：“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的评论家都把小说的深度说成是思想的深度，绝对不是。你有哲学家深刻吗?我说小说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将故事吗?”小说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刻，说得好极了。那么诗歌呢?诗歌的深度呢?那更应该是情感的深刻了。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的话，诗歌则更应该在情感的精深与哲化上提纯。诗歌越是浓缩凝练，其情感爆发的力度与能量就越大。龚学明在《酒后》诗中写道：

　　饮下的月光绵软细密，
　　在我的体内汇集，翅膀斜逸。
　　今夜，我要飞翔了，
　　露水迷离，江岚四起，好风似水。

　　我要飞啊，大地放下牵引，
　　恨我的人和爱我的人关上房门。
　　阴晴不定的人世，现在很轻，
　　我在半空中时而苏醒时而死去。

　　龚学明要飞翔，他渴望飞翔，他渴望在飞翔中“时而苏醒时而死去”。这与诗人对于自己情感与灵魂的检讨有关，这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觉视，这是“一切生灭者，象征着永恒”的涅槃，这大概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的境界。诗人仿佛彻底地去蔽，返回到生命本真，而产生了对纷浮世事不粘不滞、无执无求的解脱与自由，在澄明无蔽的境界中把握到了生命自性。他的《墓园》写道：

　　亡者多么不甘
　　他们以墓碑的形式站立
　　他们在照片上表达
　　微笑是亡后唯一的表情

　　我几次到墓园都是雨天
　　树丛中的嘤嘤哭泣飘来
　　将满天的乌云拉下来
　　这些人间的安排，死者已不在意

　　诗人触及到灵魂的审视，诗与思似乎也最为关注“生、死、爱”这三大永恒的文学艺术主题。他常怀着一颗悲悯的诗心，对死者对死亡作痛苦的思索，探寻着死亡的本质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以诗来作终极关怀的讨论，做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诗人看来，自何处来的生命本源不可知，而可以预知生命的去处，以生的思想行走而探入往生的精神世界，“在璀灿的反光里面我们把握到生命”(歌德语)。

　　龚学明说：“一个诗人有两种生活，我更喜欢诗的生活。”诗歌让龚学明在精神世界里过着一种高贵的生活。天津大学教授、诗人马知遥对龚学明的诗集《世间万物皆亲人》给予专业而肯定的评价，以“万物沾满情感的芬芳”为题评论说：“龚学明先生的诗歌，从万物入手，让大自然和生活中的每个微小生物都具有了生命的灵性，都和诗人成为亲人般的对话情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有了哲学的诗歌自成高格。这是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创作都难以发现的隐秘。”我也早就发现，龚学明的诗里有一种哲学的涵蕴，或者说，他的诗具有一种情感与思想深度的哲味。应该说，真正的诗人与哲学家是一体的。美国现代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原籍西班牙的桑塔耶那说：最伟大的诗人都是哲思的，诗像哲学一样，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最高形式，伟大的诗像哲学一样，是对宇宙间最深刻关系的把握。思即诗也，闻一多先生说如果中国伟大的诗人可举三位作代表，第一个就是庄子。庄子是诗的哲人。其思想也即是诗。极品诗歌一般都具有哲学意蕴。我以为，王维的诗是诗的哲学，哲学的诗。我把这个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维诗选》封底。诗人将审美意蕴上升到形上的层面，而让诗里释放出哲光，折射出理性之光。龚学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哲学与西方美学思想对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深刻的，他的诗往往以意取胜，非常重视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精髓与精神向度，非常擅于对诗意的酿制与拉升，其诗也倾向于向哲思的延伸，将其对社会、人生、生命的思考融入诗中，而在神性、灵性与诗性层面以演绎与交流。诗人在《再生》里写道：

　　再生的河水拥挤着向前
　　小心翼翼。与桥洞、岩壁用亲切眼神
　　轻轻招呼。热情的光
　　覆盖清亮世界，像在对再次
　　相遇道贺。

　　每天的分手都是永远
　　我们以再生的心情回到故旧
　　庆幸所遇，充满惊喜

　　诗人在长期的八行诗的坚持中，终于感受到了“再生”的惊喜。这种再生，是精神的，是诗性的。这种再生，是偶然的，是必然的。这种再生，也是梦寐以盼而如期而至了。
 

三、

　　龚学明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诗人。这种方向感，体现了诗人自我把控的走向，不仅是题材，而且是体式。题材与形式一样，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诗人的创作走向与其诗歌品级的高下。

　　龚学明长期致力于亲情诗和八行诗的探索和写作，被誉为中国亲情诗现代主义写作第一人。他已经出版了四部亲情诗集，《白的鸟紫的花》诗集中112首写其父亲，他的《爸爸谣》诗集更为人誉为“这是百年新诗惟一专注献予父亲的诗集”，《世间万物皆亲人》也是新诗中独有的亲情诗歌文本。新著八行诗集《闪电》，300余首诗，几乎全是写亲情的，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卷二：连续的悲欢(诗系列)》是每一小单元为八行的诗歌系列，每一个系列都为一个主题，包括《雨》《听古琴曲》《大风》《天空》《豹子》五个系列。《卷三：夜空中的灯》是此诗集的最能体现亲情的部分，卷名“夜空中的灯”具有悲情的意味，《卷四：隔岸的花》则是以诗人眼中的自然，来寄托其内心情感。

　　英国诗评家伊格尔顿说：“诗是道德的陈述”。近两年间龚学明的亲情诗歌，是生命哲学意义上的诗性探索，他年年哭爸爸，岁岁思父亲，八行虽短，都是血泪。诗人的这种血性本真的真情感动，使他进入到一种澄明之境。这种由灵性层面生发出来的道德理性与亲爱悯情，使诗人更加地爱自己，爱生命，爱众生，进而爱万事万物，也具有唤起良知、引人向善的情感力量。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里认为：“文学抒情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美学老人又说：“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较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具体情调和情境。”龚学明何以特别沉溺于亲情诗写作，我们是否能够从此论中获得答案?在诗人眼中，四季轮回，二十四节气，山石林泉，风雨雷电，皆亲人也，皆亲情也，皆可触发对于亲人的怀念，皆可成为亲情寄托的载体，皆可诗化出对应性象征性的意象。诗人似乎是废弃了情知理性，沟通了天人，混同于万物，不时地也随时地获得诗的光顾，直觉与灵感闪电似的光顾，而沉浸于一种“诗的生活”的悲喜苦乐里。他的《家乡的河》诗曰：

　　树叶说，这条河好久没表情了
　　今天，我走近他
　　树说，你看他波纹四起
　　他不再感到寂寞

　　“爸爸，我回来了”
　　父亲沉默的脸泛起笑意。
　　现在，父亲变成石头
　　在河边比河水更不语

　　他的《地铁上》诗曰：

　　人声虚假，光影茫然，地铁没有痛感，
　　淡漠的树叶中，他的脸一闪，双肩轻颤。
　　树枝样的手抹去湖中潮湿的雨雾，
　　云朵失神，记着或忘却，往事渐干或枯。

　　有些事是湿的，有些人连着热泪，
　　地铁上，我也曾失控，暗暗抽泣过。
　　父亲在玻璃上闪过，灵魂与我搀扶，
　　墓碑上的这些脸，地铁载着周而复始。

　　他的《梦乡》里写道：

　　黑夜中的发光体。子夜
　　缩小，雨声鲜亮，像在
　　悄悄拭擦神意。书生怀抱的文字
　　比萤火虫暗淡。一件空衫潜行，归入
　　阴影，裸露的灵魂被逼
　　选择放弃被子的肉身。

　　“爸爸，在向本真的家走去
　　我是他遗留的夜，比黑色犹豫的影子”

　　《闪电》诗集里，作者从对人情的关注，外延到了对我们身处其中万物的爱抚，进而内化为对生命精神和人生理解的升华，爸爸的幻影，顽强地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诗中，生动地永远地活在他的爱里，活在永远流逝不息的时间里。黑格尔说：“事物之所以存在于时间中，是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他们之所以流逝，并不是因为他们存在于时间中;反之，事物本身就是时间性的东西，这样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客观规定性。”(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页)在黑格尔看来，事物因其具有时间性从而是有限的，生灭变化是其客观必然性，由此可见，由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更是变动不居的。诗人真情感到，诗人的理性幻觉，他与他爸爸以及所有亲人亲情的万有相通皆为“时间性的东西”，都具有永存的“客观的规定性”，而其诗意的描绘则是其对于这种当下生存的神圣性的发现与觉解。

　　诗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丰富的感受力与飞扬的想象力。诗歌作用于读者的特别之处，在于无穷的诗性感染力与精神导引力。当代新诗最缺少的正是那种能够提供精神启迪的诗歌，缺乏一种精神导引的意义。当下不缺诗人，更不缺诗歌，而是缺乏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或意义的诗歌，为我们揭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揭示心灵安顿于当下的重要意义。诗歌回到原点，回到最初功能，就是用心灵的表达来感动人。如卡尔·雅恩贝尔斯所说：像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如果我们自己也有一点诗心，那么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就能够有一种内在的审美理解来迎合与诠解，而被诗性地摇动、推动与唤醒。龚学明的诗，并不容易读，甚至有些诡秘而故意地不让人轻易读懂，读懂他的心曲，读懂他心灵秘密的密码。著名学者严廸昌是上海人，按照他的遗嘱死后埋葬在南通的土地上，因此，也让我视为“乡贤”。严先生的清诗研究难有人及，其新诗评论也极有见地也有影响，我在交往中领教过他的深刻，龚学明在南大读书时选修严先生的课，对他的深刻也有深刻印象。严先生说:评论家不是，也不应该是谁的“西席”，老是找个东家来，那是评论家的自我解体、自我取消，也是自我轻蔑。……评论家应有自重的态度，也应去浮躁，去急功近利之心。既不做思想警察，也不做交通户籍警，更不能做诗人作家的私宅门卫。(《请剥离浮躁的翳——诗坛观感录》，《诗刊》1988年第8期)我将严先生的这段话存入手机“便签”里而时常警醒自己，警告自己别将诗评写成了“谀评”，写成了没有见解、没有情性、没有原则的广告文字。

　　读诗的意义，是人类对于高贵精神的挑战。如何读，为什么读，读得如何?做一个“够资格的读者”就很满足了，不敢奢求成为“够资格”的诠释者也。

　　是为序。

2020小暑于三养斋